西洋哲學概說(十七) 西元8~15世紀 / 天主教對台灣的貢獻

大約在1182年，天主教方濟出生在亞西西城富有的布商家中，富裕的家境，天生的領袖氣質，年少的方濟受同儕擁戴成「亞西西歡愉王子」。父親雖事業有成，但畢竟不是貴族，他渴望晉陞名門的心願，便落到了兒子方濟的肩上；當時要躋身貴族之列，當騎士是最佳捷徑，方濟加入亞西西軍隊。

方濟在參與十字軍南下將近40公里處的Spoleto城，方濟聽到了一個聲音對他說：「方濟，誰能為你做更多的事？主人或是僕人？富人或乞丐？」

他回答：「主人和富人能為我多所作為。」

「那麼，你為什麼離棄了主人而獻身與僕人？為何揀選乞丐，而放棄無窮富有的天主？」

戰事中方濟淪為俘虜，後因病釋放返回亞西西，長期處於患病狀態。他體悟「我們應結出相稱的痛悔果實來。」我們要愛人如己；我們要有愛和謙遜：我們要施捨，因為施捨能洗淨我們靈魂的罪污。事實上，人們留在世上的一切都要喪失；只能帶走他們的愛和施捨的代價，他們將從天主那裡領取這代價的酬報與相稱的獎賞。

我們不該按血肉之見，去做聰敏與明智的人；而要作一個誠樸、謙遜、純潔的人。我們該為了天主的緣故，作眾人的僕役、並隸屬於人；凡是如此行事，而又堅持到底的人，主的聖神將安息在他們身上。

方濟會修士致力於祈禱、勞力工作與宣講福音；他們的生活方式則與他們所堅持的貧窮完全一致。最後，方濟在1226年的10月3日傍晚與世長辭，享年45歲。天主教裡的聖芳濟會，是天主教裡保留最多原始耶穌生活型態的教派，對天主教的現代化有相當大的影響。也是目前少數還在世界各地宣教的天主教次團體。

天主教對台灣的貢獻：比利時的馬世光、侯德發及吳偉立神父，民國五十年左右先後來台，在聖心會協助下，對遊民、孤兒和弱勢勞工，展開無私的服務奉獻；一晃眼都已是髮蒼視茫的老人，回首過去，三人露出慈祥地笑容說：「我們愛台灣，這裡已是我們的家了。」

79歲馬世光神父，來台逾52年，仍心繫北市平安居遊民中途之家的服務工作；許多遊民來來去去，他最高興他們能重新振作，「每次看到他們願意回家，或是找到工作，都覺得特別感動。」

馬神父曾輔導、追蹤一個十幾歲就離家的小孩，看著他回家、找工作，最後還邀請馬神父參加婚禮，「現在也已五十幾歲，當阿公了！」五十年無間斷的付出，讓遊民知道還有人不放棄他們。

幽默風趣的侯德發神父已74歲，來台47年。他主持全台第一座信奉聖女「嬰小路」的小德蘭教堂；侯神父成立課輔班，費心地照顧無數單親孩童和孤兒。

最「年輕」的吳偉立神父，也已71歲，他負責輔導弱勢勞工，替他們爭取更多的資源；吳神父說，不少勞工不幸發生職災，卻礙於教育程度，意外發生後不知如何是好，一家生計也陷入困頓，「適時伸出援手，其實是救了一個家庭」。

來台半世紀的頭城天主堂荷蘭籍神父羅文思，長年在宜蘭頭城、礁溪傳教，並創辦「文聲復健院」，幫助上千名小兒麻痺患者，荷蘭籍神父羅文思，1963年九月來台傳教，當時社會民智未開，排斥小兒麻痺患者，羅文思所屬的天主教遣使會致力小兒麻痺患者治療，他和其他神職人員挨家挨戶訪查頭城、礁溪一帶小兒麻痺患者，與家長溝通，帶患者北上治療。

1970年，羅文思任礁溪天主堂神父時，成立「文聲復健院」，提供小兒麻痺患者居住、復健等，並親自開車接送患者上下課。五十年來，超過一千名小兒麻痺患者受他幫助走出陰霾，踏入社會。

曾受協助的吳建明紅著眼眶說：「神父就像我的再造父母！帶給我不同的人生。」他說，出生後罹患小兒麻痺，十歲時（1970年）因行動不便，在街頭爬行，正巧被神父遇見。神父帶吳建明至台大醫院手術治療，還給他完整的教育，助他從陰影中走出，有著喜樂人生。

「現在我的雙腳走得很好。」吳建明說復健過程艱辛，當年為了方便，行走會撐拐杖，神父為讓他們學習獨立，把拐杖一一收起，要他們以自己的雙腳大步前行，咬牙噙淚踏出的每一步都辛苦痛楚，現在回想起來卻很值得。

出生波蘭的平靜修，擁有澳大利亞國籍，她早年投入教會服事，協助修會推動青少年教育關懷工作，也在澳門籌建曉明女中等學校，提供弱勢青少年免費就學。來台灣後在輔仁大學成立青年學生宿舍，後來便到新竹市長住，參與藍天家園及米可之家等青少年中途之家的設立，輔導新竹地區的中輟青少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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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托馬斯阿奎那﹙生於公元1225﹐死於公元1274﹚被認為是最偉大的經院哲學家。他在大多數場合是追隨著亞理士多德。在阿奎那以前，人們對於亞理士多德的觀念一直被新柏拉圖主義的附加物所蒙蔽，而他卻主述真正的亞理士多德，並厭惡柏拉圖主義，即便是出現在聖奧古斯丁言論中的也不例外。他說服教會使之相信，作為基督教哲學基礎，亞理士多德的體系比柏拉圖體系更為可取；關於這一點天主教哲學家，和哲學教師們是不許公然宣講的。

聖托馬斯阿奎那表示，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「智慧」的意義。一個人在某項特定的工作上，例如修建房屋，可能是聰明的；這意味著他通曉達成某種特定目的的方法。但一切特定目的都從屬於宇宙的目的，因而智慧本身是與宇宙的目的相關的。宇宙的目的是知性的善，亦即真理。在這種意義下尋求智慧便是最完善，最崇高，最有益處，和最為愉快的事業。這些都靠引據「大哲學家」，即亞理士多德的權威得以證實。

阿奎那說，我的目的是要闡明天主教信仰所宣揚的真理。但我必須依據自然的理性，第一步是證明上帝的存在，設若我們知道上帝的本質，這個論斷就會是真實的，但是我們除了極不完備的一點知識外，並不知道上帝的本質。

中世紀的神學家們主要討論辯證的對象是上帝，上帝存在嗎？本質是什麼？等等，阿奎那也不例外；但是上帝看不到，都要靠人來推測、猜想，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沒有太大的意義。最大的問題是，忽略人，忽略社會上的不公平與各種疾苦，忽略自然科學的研究，阿奎那的思想基本上都與聖經的脈絡相違背，也就是這時期的哲學家大都是一種臭酸秀才，愛說大話而不知民間疾苦，但是他們維持住上帝的善、完美與神聖性的形象，因此維持住社會上的基本道德標準。

阿奎那是當時代的大學者，他的流派使當時社會上的生活，只能關注在信仰上帝上，一切的生活都要以榮耀上帝、求得上帝的開心為主，人一生都要想念上帝，卻不容許對上帝有任何的懷疑或思考，其他一切的凡人瑣事都不重要，這是一種獨裁極權統治，一種箝制思想自由與泯滅人性的生活，同時讓教宗享有無上的權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