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藝復興時代(十二) 「烏托邦主義之父」湯瑪斯•摩爾（Sir Thomas More）
湯瑪斯•摩爾（Sir Thomas More，1478－1535年），是英格蘭的政治家、社會哲學家。出生於倫敦，父親為高等法院的法官。摩爾於倫敦的聖安東尼學校(St Anthony’s School)受教育，13歲時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約翰．莫頓家當僕人。摩爾畢業於牛津大學，在牛津大學學習邏輯學與拉丁文，之後又到林肯學院讀法律。1516年用拉丁文寫成《烏托邦》一書，此書對以後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有很大影響。
摩爾於1501年取得律師資格並開始執業；1504年當選議員進入英國議會。摩爾因為富有法律涵養而受到亨利八世的重用，擔任過數個重要官職。1514年任請願法庭法官，以大法官身份行使司法管轄權；1515年，摩爾被派往法蘭德斯（Flanders）談判貿易事務；1521年擔任財政大臣；1525年任蘭開斯特王室領地大臣；1529年成為內閣大臣。
摩爾深受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影響，尤其是柏拉圖（約427~437B.C.）與他的著作《理想國》（Republic）。摩爾將其改革理想寫成《烏托邦》（Utopia, 1515），以遊記方式敘述名為希斯洛蒂的旅行者，曾隨航海家維斯普契到美洲後繼續獨自旅行，發現不同於當時歐洲社會的烏托邦島，島上居民享有政治、經濟與教育各方面之平等，以優美的文筆批評英國政治之腐敗及當時社會制度之不公，其所呈之現實精神亦為文藝復興時代的特點。
雖然摩爾試圖建立一個理想社會，但由於其提出的目標與現實相差甚遠，使「烏托邦」成為理想主義的代名詞，摩爾亦被稱為「烏托邦主義之父」，其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泉源，作品中有關英國圈地運動的描寫，成為之後馬克斯（ 1818~1883）《資本論》抨擊資本制度的題材，對後世深遠影響，使摩爾成為社會主義先驅；而把烏托邦居民為異教徒，亦顯示摩爾對宗教信仰之寬容態度，影響了日後的歐洲宗教改革。
摩爾因反對亨利八世與亞拉岡的加德琳離婚，又反對國王和皇后的女侍安妮的婚姻，認為違反教會法而辭職。1534年摩爾因拒絕對繼承法宣誓而被囚禁於倫敦塔；1535年國會通過「最高治權法案」和「叛國與異端法案」，根據該法案摩爾被處以判國的罪名，同年7月被送上斷頭臺，結束他的一生。
在烏托邦同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，所有東西盡歸公有，因為凡存在私有財產的地方，公益就不能振興，離了共產制度決不會有平等。在對話中，摩爾提出反論說，共產制會使人懶散，會破壞對官長的尊敬。
烏托邦中有54個城市，除一個是首都外，全部仿同樣格局。街道都是20英尺寬，所有私人住宅一模一式。門不裝鎖，人人可以進入任何人家。鄉間有農場；各農場由年老賢達的場主夫妻管轄。所有人穿著一律，只是男子和女子、已婚者與未婚者的服裝有所不同。衣服式樣一成不變，冬裝和夏裝也不加區別。
一切人無分男女每日工作六小時，午飯前三小時，午飯後三小時。所有的人都在八點鐘上床﹐睡眠八小時。清晨起有講演，雖然這種講演並不帶強制性質，大批人還是去聽講。
晚飯後娛樂佔一小時。因為既無閒漢，也沒有無用的工作，六小時工作已足夠；大量勞力耗費在生產非必需的奢侈品上面，這一切在烏托邦裏都避免了。有的時候，發覺物資有餘，官長便宣佈暫時縮減每日工時。
有些人被選舉出來當學者，只要他們不負眾望，就豁免其它工作。與政務有關的人，全部由學者中遴選。政體是代議民主政體，採用間接選舉制。居最高地位的是一個終身選任的主公，但是他如果專制暴虐，也可以把他廢黜。
烏托邦有對外貿易，貿易也用來滿足有關戰爭的種種需要。烏托邦人輕視戰功榮耀，不過所有人都學習如何作戰，男人學，女人也學。他們為三種目的使用戰爭手段：本國受到侵犯時保衛國土；把盟邦疆域從侵略者手中拯救出來；或者使某個被壓迫的民族從暴政下得到解放。
關於道德方面，烏托邦人認為在死後，善者有報，惡者有罰。他們不是禁欲主義者，把齋戒看成是傻事。烏托邦人中間流行著多種宗教，一切宗教受到寬容對待。幾乎人人信仰神和永生；少數沒這信仰的人不算公民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。
莫爾的《烏托邦》一書在很多點上帶著驚人的開明進步精神。關於宗教和信教自由，反對濫殺動物，以及贊成刑法寬大等的意見。多樣性，對幸福來講是命脈，在烏托邦中幾乎絲毫見不到，這點是一切計劃性社會制度的缺陷。
莫爾的烏托邦與柏拉圖的理想國，都是針對當時不公不義的社會狀況所提出的抗議，重點不是政府實施什麼樣的制度，重點是為什麼執政者讓社會產生那麼多的不公平與不正義的事情？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社會弱勢者難以生存？做為一個政治人物，最基本的品德就是要讓社會弱勢者可以生存得下去。
但是要實現一個人民可以自由又安居樂業的生活，不只是批評執政者的不是，而是每一個國民與政客都必須有高度的知識與理性；人類如果失去知識與理性，就沒有辦法好好地溝通、取得共識、互相幫助來生活。換言之，只要每個國民都有高度的知識與理性，就有足夠的力量對抗權貴階級，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，並且讓言論自由可以充分地監督權貴階級。
不管制度再好，一個國家的國民如果缺乏知識，他就沒有能力對抗權貴階級的貪婪，也沒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更沒有能力幫助自己的家庭與朋友；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如果不良，風俗野蠻，但是因為國民具有高度的知識與理性，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得到合理地解決，理想的國度就有希望實現。
知識就是力量，這是人類社會永恆不變的真理。台灣的國民平均知識水準如果高於日本、德國的國民知識水準，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就會超越日本與德國；台灣的國民平均知識水準如果低於南韓、新加坡的國民知識水準，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就會一定不如南韓與新加坡。
每一個政客都會死亡，人治的社會制度會因為執政者的死亡而出現改革的契機，但是，如果人民缺乏知識，不管多少個政客死亡，人民還是無力改善自己的生活，不正義的社會還是持續發生。目前中國的人權水準低級，主因就是因為大多數百姓的知識水準太差所造成；人類歷史上所有不公不義的政治制度或社會現象，無法獲得解決的主因都是國民的知識水準太低所造成。
